(资料图)

美国又在张罗所谓“民主峰会”了。一年多以前，美国以最不民主的方式炮制“民主峰会”首秀，假民主之名在世界上制造对抗和分裂，最终沦为一场闹剧。美式民主乱象举世昭彰，霸权本质早已暴露无遗，如此世情民意之下，美国却仍执迷于打着“民主”旗号搞集团政治，自顾自地上演意识形态“政治秀”。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然而，美式民主制度设计的初始逻辑就是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注定是“少数人的民主”。近年来，美国政治持续极化、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明显撕裂、种族歧视难除、决策效率低下……各种问题集中频发，主要根源就在于制度设计的利益导向与多数人民的民主诉求存在着先天的背离和固有的矛盾，“美式民主叙事”早已无法为失序的社会现实提供逻辑自洽的说服力，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成了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所谓“民有”只是假象。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所有环节，构筑起常人难以逾越的政治门槛，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早已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严重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利。嘴上“一人一票”，真相却是“少数人统治”和“富人游戏”。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少数富豪以及利益集团成为选举资金主要来源。所谓“民意代表”当选后，往往为其背后金主服务，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1%的成员，依赖1%的人的钱连任，为那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那1%的赏赐。美国《新闻周刊》民调显示，仅有4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6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仅仅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所谓“民治”成了谎言。在“美式民主”运作中，民众无法拥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治权。选举之后，民众进入休眠期，公权力被少数寡头集团绑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民众利益诉求难以通过立法转化为治理效能。美国枪支泛滥问题怨声载道，却因利益集团介入而难以解决；堕胎、基建、公共债务等涉及民生方方面面的立法，成了党争博弈的擂台和筹码而举步维艰……台前大喊人民、幕后大搞交易，各种党同伐异、否决政治根本不能为民众带来高质量治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对近1800项美国政策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美国普通民众几乎没有独立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进出“旋转门”的美国“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相互紧密联系，掌握着决策的权力。难怪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

所谓“民享”更难实现。美式民主“以资为本”，人民自然无法公平分享国家发展成果，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贫富分化和阶层极化的加剧。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45.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底层90%美国人的财富总和，1990年至2021年美国的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同期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近20%的美国家庭已花光全部积蓄，超过6万美国民众失去家园，被迫露宿街头……不公平的经济分配又反向助推政治权力的极化和民主机制的退化。美国畅销书《赢家通吃的政治》里写道：美国1970年代以后富者愈富的主因，是富人利用自己既有的财富影响政治决策进程，制定于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并因此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然后又利用这些资本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例如通过立法取消政治捐助的金额上限等等，其结果是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通过民主机制实现利益诉求。《经济学人》认为这种政治不公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提升带来资源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带来权力的集中…直至导致灾难”。

“美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诸多历史局限和现实弊病已让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沦为“民主洼地”。尽管自身民主“重病缠身”，美国却仍居高临下充当教师爷，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围绕美国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再次执意张罗“民主峰会”。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都隐藏不住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团政治、服务维霸目标的真实意图。

美式民主二元对立的对抗思维，与地球上多数人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为一己之私搞所谓“民主峰会”只会让世人看到其背后的不堪和治理的无能。这样的峰会不是政治秀和地缘政治胁迫工具又是什么？